“我和南京九三的故事”征文选登丨纪习尚：这位九三学社社员，组织了首次三峡科考
2024年是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九三学社十二大精神，引导广大社员坚守合作初心、传承“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市委会以成立40周年为契机，举办了“我和南京九三的故事”主题图文征集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社员们的积极响应，现将优秀作品陆续刊发，以飨读者，以期共进！ 2019年8月，为了整理九三学社南京市级组织成立初期的历史，我们从南京市档案馆复制了一批资料。最近，在阅读1984年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工作总结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1984年，八十高龄的九三学社南京社员、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曾侄孙女婿、电力电气老专家恽震向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求助。他的一批珍贵财物，包括《翁文恭公手书日记》影印本三十九册及本人的日记一册等，曾被查抄。几经转手后，如今不知所踪，他们老夫妻查找了很多地方，始终没有结果。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在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和鼓楼区委统战部的协助下，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在金陵图书馆找到了这宗资料。恽震老人非常高兴，委托年逾八旬的夫人前来致谢。当时，南京市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一消息，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听到后立即打电话给市电台，对此事表示赞许。 恽震是个很不简单的人。他1901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幼年时生活在常州城内青果巷。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曾经与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作为干将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1932年，他组织勘测队考察三峡，制订出了我国第一个三峡开发计划；南京解放前夕，他担任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电瓷厂等厂的董事长，参与了四厂的反搬迁活动，留在南京的这四家工厂后来发展成华东电子集团、江苏紫金电子集团、熊猫电子集团、南京电气科技集团等大型企业，打下了南京电子工业的发展基础。 1925年起，恽震多次在南京工作、生活，和南京有不解之缘。我们先从他的学生时代说起。 既是学霸、更是社牛 1917年夏，16岁的恽震以甲等第二名的成绩从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毕业，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专科。1921年夏天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恽震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工科生，但有颗“文科的心”。他从小关心政治，11岁时，他一字一句地研读报纸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誓词。哥哥恽济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恽震回答说：我要看他将来是否真的能忠于誓言。 1919年，恽震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先后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文牍员、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员等。6月6日，在有1470多人参加的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上，他被推为临时干事，参与组织商界、学界、工业界、报界等罢课罢市活动。 1920年6月前后，恽震和电机专科同学王崇植、吴保丰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王吴两人只加入学会的工科，恽震则同时加入了文科。在这里，他与不少南京分会的会员相熟，并成为好友。他对社会改造充满热心，一方面为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撰写评论、翻译、纪行等十余篇；一方面约集会员，准备在暑假集体居住，以期“练成一种有秩序之生活”。1921年4月，他同其他会员赴京拜访李大钊，谈到了上述想法，李大钊非常赞同，并希望“北京方面最好亦能照办”。 大学毕业时，同学这样评价他：“精神奕奕、风度翩翩。拈笔为文，如千军万马齐集腕下；善于辞令、侃侃而谈。”正是他的学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纵横捭阖，给人留下了“学霸+社牛”的印象。 1920年代，两度执教南京 1923年夏，恽震回国，先后就职于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郑州豫丰纱厂。两年后的1925年秋，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好友黄仲苏，将他推荐给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查谦。查谦爱惜人才，请他担任物理系教师，主讲两门课：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和四年级的瞬变电路。这是恽震第一次长期在南京生活。在这里，他经历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控制南京的军阀由齐燮元换成孙传芳，也领略了湖光山色的六朝风光。但三尺讲台不是他的最爱，投身实业才是他的心之所向。 东南大学的执教生涯不足一年，1926年5月20日，他即作为中国参加费城赛会（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的“驻美赛品管理委员”，乘船赴美，离开了南京。 1928年5月左右，恽震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应同学邀请，他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筹办的军事交通技术学校，担任系主教官。这所学校开办几个月后即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恽震也离开了学校。他后来到建设委员会任职，曾任无线电管理处秘书室主任（1929年1月）、副处长（1929年5月）、技正（1930年3月）等职，并与王崇植合著了《无线电与中国》一书，推动了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发展。 从南京出发，制订出首个三峡开发计划 如今，雄伟的三峡大坝已经屹立在万里长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建筑之一。很早以前，我国工程师就曾计划开发三峡水力，恽震于1932年组织的“扬子江上游水利勘测队”，是最早付诸于行动的。 1932年夏，恽震在与筹建中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钱昌照交谈时，提到：“我有志愿要实地调查勘测长江三峡水力到底有多大的开发可能性，并研究在什么地方可以建立大电站的水坝。”钱昌照赞同他的想法，并承诺给予经费支持。恽震非常振奋，邀集了山东省建设厅技正、水力工程师曹瑞芝，并由交通部所属的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指派水利工程师宋希尚，测量总工程师、美国人史笃培，以及技术员陈晋模等组成了勘测队。恽震、曹瑞芝于1932年10月12日从南京启程，10月底与另一队在宜昌会齐。 11月5日，勘测队开始测量葛洲坝、黄陵庙等处的水文及地形；10日，他们溯江而上，经巫山、万县、丰都等，前往重庆，沿途对600余公里的长江三峡进行综合考察。 1933年春，恽震、曹瑞芝、宋希尚三人写成《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这是我国最早的长江三峡开发计划。报告分为勘测经过、扬子江上游现状、水文及地质研究、水力发电规划、工程进行步骤、电气用途、水力发展后航运利益等部分，先后送交国防设计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交通部等，并在《工程》第八卷第三、四号上公开发表。恽震等建议在三斗坪或葛洲坝建设大坝，而后来的三峡大坝正是建在三斗坪镇，与报告不谋而合。 以董事长身份参与保护南京四厂，打下南京电子工业基础 （抗战期间，恽震在昆明中央电工器材厂组织义务劳动） 1936年7月，恽震奉命筹建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其间全面抗战爆发，下设各厂至1939年才陆续建成投产。抗战时期，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电线、灯泡、电池、电话机、电机、变压器、绝缘材料、电容器等战略物资，几乎供应了战时全部的电线电缆，为支援抗战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的部分工厂迁往南京，建设了四家电气、电子工厂。分别是：南京电照厂，主要生产电子管和灯泡；有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厂，主要生产电话机和交换机；电瓷有限公司南京厂，主要生产高压输电用绝缘材料；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厂，主要生产无线电机和广播器材等。恽震是这四家工厂的董事长。 1948年下半年开始，解放战争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近在眼前。工厂和人员的去留成了资源委员会考虑的最大问题。这年10月，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与恽震是中学同学）利用下属部分矿电企业负责人到南京参加会议的机会，召集他们在本部开会。会内各处及在南京各总管理处负责人，包括恽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大家决定，工厂和人员都留在大陆，不迁到台湾。但国民党当局对这些资产非常重视，1948年底，蒋介石迭令上述南京四厂，以及邻近的马鞍山机器厂等“五厂”火速拆运到台湾。孙越崎无法推脱，只好让五厂将机器设备等分拆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并让在上海的恽震租下载重8000吨的新康轮，先到马鞍山装运机器厂的设备，然后驶回南京。当时国民党当局正抓紧抢运各种物资到台湾，码头上水泄不通，新康轮只能抛锚江心，伺机靠岸。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李宗仁代理职务。恽震认为机会来了，1月22日，他两次打电话给孙越崎，请他当面请求李宗仁，停迁南京五厂。孙越崎此时也打定了主意，他于当天签发命令，通知各厂将码头上的设备拉回原厂，重新安装。 原在板桥的南京无线电厂，由于设备已经装上驳船，遂就近拖到南京城内珠江路的水晶台设厂安装，这就是后来的熊猫电子集团；其他三厂也运回重建。南京解放后，四厂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后来发展为四家大型集团，成为南京电子工业的基础。这其中，也包含着恽震的一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