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在宁先贤风采录: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潘菽
导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优秀的九三学社先贤们在南京这片土地留下他们奋斗的足迹,他们为南京城市发展贡献了坚强助力,为民族振兴培育了数代良才,并凭借着卓越成就与人格风范为九三学社造就了科技人员为主的界别特色,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将永远鼓舞着我们九三学社中的每一员。 为庆祝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深入开展“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将推出“社史长廊|九三学社在宁先贤风采录”专栏,同广大社员一同回顾、学习九三学社在宁先贤们为国家、为社会奋斗的历程,感悟先贤精神,传承优良传统!

潘菽(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字水菽。出生于江苏宜兴。著名心理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九三学社重要创建人之一,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一、自幼好学, 以教育救国之志留学美国 潘菽于1897年7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一书香之家。祖训是“耕读传家,不入仕途”。潘菽的曾祖父、祖父和伯父分别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和光绪年间的秀才,但都没有为官。父亲文采出众,也只是村里的私塾先生。他6岁时开始在父亲开办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后始逢清朝末年废科举办学堂,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插班3年级。潘菽自幼好学,广泛阅读课外书籍,尤其喜欢宋代哲学家朱熹的著作。1917年,潘菽中学毕业,跳过两年预科,直接考取了大学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读书期间,深得校长蔡元培欣赏:喜欢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又甚爱学习。1920年大学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潘菽考取了官费留美。 潘菽于1921年抵达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教育学。不久,思想发生变化,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在H·卡尔(Carr)教授指导下,于1926年完成了《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二、教书育人, 开创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之路 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开始在南京的执教生涯,直到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长,他在大学任教长达30余年。 在3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他为我国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心理学向何处去,众皆彷徨,心理学者改行者众多。此时,潘菽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为题,接连发表文章,为心理学呐喊,使心理学站住了脚跟。抗日战争期间,他随校内迁重庆,在心理系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以自己学习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哲学思想探讨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大学里他曾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理论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史等课程。潘菽很讲究教学方法。他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注重启发,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在讲授心理学史课时,常常先把问题分给学生,分别指定参考书目和阅读的页数,让学生分头准备。上课时先由学生讲,然后自己做总结。这种教学方法,既使学生能够牢固地掌握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独立学习的能力。他既教书又育人,经常以自己的新鲜进步思想教育青年们。 潘菽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提出过许多进步的、正确的教育主张。他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应走自己的道路,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反对模仿和照搬外国的一套。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小先生制度”“流动学校”等主张,并亲自到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讲课,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潘菽还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他支持黄炎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聘为该社研究主任,兼中华职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他认为“环境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无不注意环境的选择和安排”。他的这种主张是有心理学的科学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苏联,心理学也不例外,从专业设置到教科书都要向苏联请教,他借两次出国访问的机会,会见苏联心理学家和参观心理学研究机构。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更增加了他的责任感和繁重工作。后来,中国心理学机构设置做了较大调整,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被任命为该所所长。 三、潜心钻研, 促进我国心理学繁荣发展 潘菽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等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极为重视,他的基本思想是:中国的心理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要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重要职务,实际上,他又是中国心理学工作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研究者。他对许多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有新意的深刻见解,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的构想和框架。他认为心理学必须对人的本质有一个符合科学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具有可以得到高度发展的心理智能,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本质特征,从而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门重要的大有发展前途的基础科学。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问题,以往在心理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理解。潘菽既不同意把心理学当成自然科学,也不同意把心理学归入社会科学或其他具体学科,如哲学、教育学、生物学等。他认为,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是具有二重性质的中间科学,是跨于两大科学门类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他的这一看法已为中国心理学界普遍接受,他的这一正确观点和他为实施这一主张所做的种种努力,无疑会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潘菽对心理学的方法论也有系统而完整的论述。除了已为人们认识的一般原则外,他特别指出,心理学研究必须贯彻生活实践的观点,而不能采取把心理现象孤立化的观点;要对人的地位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而不能把人的心理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以至人兽不分。 潘菽对传统心理学把心理过程分为“知、情、意”的三分法体系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二分法观点,即把整个心理活动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两个主要范畴,以作为他自己的心理学构想的基本框架。对这一问题,目前中国心理学者的看法尚有较大的分歧,但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意识问题是心理学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潘菽对以往各心理学流派的观点都不同意。他认为意识并不等于心理,它并不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而只代表“知”的一方面,“意识就是认识”。心身关系问题也是心理学中的“老、大、难”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潘菽对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主要看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吸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问题一些合乎科学的思想,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心身问题是一个体用问题,即身体是心理的主体,人脑是心理的主要物质器官,而心理是身体,尤其是人脑的一种机能和作用。对于心理实质的理解,中国沿用的教科书上一直遵照列宁的观点,即“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潘菽则进一步提出人脑有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机能。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在列宁指出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 潘菽对个性问题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动态和静态两种表现形态。心理活动的动态表现就是常说的心理过程,而心理活动的静态或稳定的状况就是心理状态。一个人所有的全部心理的静态或较稳定的状况就是所说的个性。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他改变了以往把有机界分成人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旧三界的说法,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界说,即把整个世界分成无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潘菽对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极为重视。他一再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中国心理学者绝不可“数典忘祖”,而必须好好挖掘研究,以继承先人的这份珍贵遗产。在他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潘菽的心理学思想在中国心理学界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他自己并不认为他的所有看法都已达到完全成熟,在我国心理学界对他的心理学思想的认识和估价也不尽一致。为了更好地探讨他的思想,1988年1月正式成立了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会。中国心理学者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研究,以促进中国心理学的繁荣发展。 四、红色教授, 热爱祖国献身民主科学 潘菽在北大读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他满怀爱国热情参与了游行,并亲手火烧赵家楼,成为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潘菽后来回忆说:“我是五四爱国反帝斗争的衷心拥护者和亲身参加者,并且是火烧赵家楼时的32名被捕者之一。北京土牢的滋味使我更加认清了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继之而起的全国规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使我深深地感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威力。这场运动使我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了爱国主义的思想。” 中央大学内迁重庆的第二年,《新华日报》社也迁到重庆。潘菽的长兄潘梓年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由于这种关系,潘菽常去报馆,结识了那里的一些同志,比如章汉夫、吴克坚、石西民、乔冠华等,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延安方面的重要消息。也由于这种关系,他能有机会看到常驻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同志,因而逐渐靠拢了中国共产党,增加了对党的认识和向往。 那时的潘菽只有一个想法,除了教学任务和自己的专业不能丢外,要力所能及多参加一些对抗战有益的活动或工作。因此,在山城的9年中,潘菽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抗日民主爱国斗争。最初经潘梓年介绍,他参加了郭沫若、钱俊瑞等同志发起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后来又同梁希、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同志发起组织了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的“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个会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时局,尤其是延安方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后来又增加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内容。这个会成立不久,中共就知道了,此后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自然科学座谈会”成为共产党联系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抗战胜利前夕,为了更加广泛地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去,潘菽同许德珩、梁希、税西恒、黄国璋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旨在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传统,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这个座谈会成了扩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民主运动的一个纽带。1945年9月3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为了纪念这个永载史册的伟大日子,潘菽等人建议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正式采纳上述建议,改名为“九三学社”。在成立大会上,潘菽当选为中央理事,1958年起他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始终是九三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耕耘卅载, 潘菽与南京情缘深厚 2017年7月8日,潘菽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潘菽心理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学、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九三学社、潘菽先生学生、潘菽思想研究会、兄弟高校以及潘菽先生家属的代表等100余人出席纪念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潘菽先生的生平业绩和辉煌成就,并从不同角度对潘菽先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以及个人的高尚品格等方面进行了追思和研讨。 潘菽一生与南京结缘,心系南京。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应聘到建立心理学系最早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为中央大学)任副教授,半年后晋升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东地区大学院系调整,中央大学调整为南京大学,潘菽先后曾任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校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从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心理系教授、系主任,到1956年率南京大学心理系教师北上与中科院心理研究室合并,组成中科院心理所,潘菽在南京大学工作了三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心理学人才。 潘菽是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参加了1946年5月在重庆正式召开的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他热心参与九三学社的各项事业,从1958年起连任多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潘菽不仅是一位有渊博心理学思想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是被捕的32名组织者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保护爱国学生。他还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曾任南京市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整理人:徐国建)